杜甫本来并不想只做一个诗人，他的主要兴趣在於政治方面，并且有很高的理想、绝大的抱负，所谓「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以，他也曾发表过一些轻视文学的意见，例如「文章一小技，於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辞赋工何益」（《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四）等等。这和曹植的情形颇有些类似，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也曾说过「辞赋小道，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者也。」当时他活动的目的在於政治方面，不免卑视文学创作。

　　完全为文学而文学的诗人，从来都不是第一流的诗人。

　　等到杜甫政治家的理想破灭，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经济惭长策」以后，这才一门心思来写诗，并且说是「文章千古事」（《偶题》）了。但他仍然以诗歌作为表达政见的手段，往往直接以时事入诗，写出了许多著名的作品。以时事入诗本来古已有之，但晋宋以来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盛行多时，政治早已从诗歌中淡出了；这种情形到唐朝有了很大的改变，但陈子昂写《感遇诗》三十八首，用的乃是已经陈旧了的阮籍《咏怀》、左思《咏史》的路子；李白则往往用乐府古题写当代事件，政治虽然已经重新进入诗歌，但总是隔著一层。杜甫生活的年代天下大乱，情况复杂得很，再用那些古老的办法，话就说不清楚，老办法行不通了；於是他乾脆直接地以时事入诗，并且迳直标上自拟的新鲜题目。即事名篇的办法虽然古已有之，建安诗人就曾经这样做过，但中断已久，所以仍然可以看作杜甫的新创造。后来新乐府运动的领导人元、白对此十分赞赏，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他最欣赏杜甫的「三吏」以及《塞芦子》、《留花门》诸篇；元稹更概括地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辞序》）。

　　元、白如此看待杜甫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杜甫本人并不大讲诗歌应当突出政治内容一类大道理，却有近乎相反的意见，例如他说过「顷之问孝秀，取备寻常之对，多忽经济之体。考诸词学，自有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贵切时务而已」（《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之五），言下颇有对策要关注时务，文章（略近於文学，重点指诗）则只要讲究词章之意。也许是出於同一思路，他本人不大提起自己那些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也不提倡那种诗风；他讲得最多的是诗艺，重视讲究格律和文采的律诗，提倡苦吟，艺术家的气味很浓。这与元、白口口声声不离时事政治大异其趣。最伟大的诗人当然总是关心政治的，但他往往并不热心於此，也不在理论上加以强调，这种情形很值得玩味。

　　杜甫反覆强调一个诗人必须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他自豪地说，自己对於声律作过深入的研究，「文律早周旋」（《哭韦之晋大夫》），「诗律群公问」（《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寄奉此诗》），而且「晚节渐於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他反覆强调「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赞赏儿子「寻句新知律」（《又示宗武》）；他称赞别人的诗也往往著眼於此，如《敬赠郑谏议十韵》云：「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他的讲究文采，提倡苦吟也是一贯的，所谓「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其五），「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主张从事艺术务必要「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其七），要「惨淡经营」（《丹青引》）。这一方面的言论对此后晚唐至宋的诗坛影响极大，几乎不下於他的以时事入诗。「诗史」一语虽是极高的评价，实不足以完全概括杜甫的成就。

　　正因为杜甫是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性的，所以他不像陈子昂、李白那样一味痛责六朝；相反的，他充分肯定了庾信和许多六朝的诗人，也充分肯定了尚带六朝余风的初唐四杰，号召人们向这些「前贤」学习，他警告那些轻薄前贤的后生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其二》）。杜甫又说过，「作者皆殊立，名声岂浪垂？」（《偶题》）凡是在文学史上有名气有影响的作家，都自有他的长处，后来者应当转益多师认真学习，提高自己的诗艺。

　　看来杜甫对於诗歌创作有著通达的见解，阔大的气魄；后人往往只取其一面，便不免偏枯。例如元、白等人的政治讽喻诗艺术性比较低，写法不无公式化，诗味不足；那些只从艺术上学杜甫的人又不免把精力太多地投放到句法格律等等方面去，而缺少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所得者显得比较小。

　　政治与艺术并重，用艺术性极高的诗歌去干预社会生活，讴歌崇高的理想，这也许可以说就是杜甫诗学思想的特色吧。